那一年我到北京读书，父亲跟随我一起北上打工。

　　我从没有去看望过父亲，亦无法找到他工作的地方，只从父亲口中模糊知道他在一个新开发的工地上，每个月领了钱，便会定时打到我的银行卡上。我也曾想过要去找他，像别的同学那样，领着他到学校四处转转，哪怕只是在食堂里吃一顿简单的饭。但北京那么大，去任何一个地方，都要在公交地铁上辗转换乘，所以我想，或许我们在北京很难会有见面的机会。

　　我知道心底里并不希望父亲来看我。尽管我从小敬畏他，从不曾因他身份卑微觉得难堪或是尴尬，但来到繁华的北京后，我总觉得自己像一粒无助的沙子，随时有被风浪卷下深海去的惶恐和茫然。同宿舍的女孩子们都忙着恋爱，跳舞，奔各式的艺术展。惟独我，来自乡村，又拙于言辞，在别人已经很快跳上喧嚣热闹的列车时，我却被滞留在了孤独的小站上，似锦繁花我无法抵达。

　　羡慕那些经常收到父母包裹或是电话的舍友，看她们故意大惊小叫地将漂亮的衣服、好吃的特产，孔雀开屏一样地展示在我面前。或者听她们在电话里，温柔地朝父母撒娇。她们与父母远隔千里，却近在咫尺；而我与父亲，明明同在北京，却似远隔天涯。常有舍友在挂掉电话后，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，何时你的父母会来看你？我总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说，他们忙呢。

　　这也是父亲曾给过我的理由。他来到北京，只主动地给过我一次电话，听得出是在嘈杂的工地上，借了别人的手机，只匆匆地说，很忙，记得照顾好自己，我会每月寄钱给你。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及父亲的情况，便听见那边有人喊：“55秒了，快挂！”之后电话那端便只剩下“嘟嘟”的声音。我记得“话吧”的老板，怪异地看我一样，那视线里鲜明的不屑，如一把尖锐的刀子，瞬间插入我的身体。

　　我一直以为，在北京各个工地间辗转的父亲，除非回家，我们很难有机会相见。但没有想到，我与他却以那样难堪的方式，看到了彼此。

　　那是学校社团组织的一次电影展，我的舍友临时有事，让我在门口帮忙发放“意见反馈表”，并照顾嘉宾。就在我发完了所有的票打算回自己位置上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阵争吵。我随看热闹的人走过去，只见穿了制服的门卫，正拉着一个民工朝外走，男人一个趔趄，重重跌倒在台阶下的花池旁。周围一群同样衣着的民工，立刻一哄而上，将门卫拉了下去。一片混乱的叫嚷声中，我渐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，原来这群在学校建筑工地做工的民工，听说晚上礼堂里有免费电影，便纷纷涌了过来。那个被推下花池的民工，假说找自己的女儿，试图混进去看电影。门卫识破了他们的伎俩，几番争执，便有了我最初看到的那一幕。

　　礼堂里的灯渐次熄了下去，我转身要走，背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我就是要找我女儿，她叫陈叶，学外语的。那一刻我似乎被定住了，想挪动脚步却发觉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，而且，越是挣扎着想要逃脱，心底的疼痛就来得越猛烈。

　　最终，在拥挤的人群里，我迅速地走开去，没有回头。电影在黑暗中开始了，我的泪水，终于哗哗地流了下来。

　　我从来就不曾想到，父亲会离我如此的近，近到不过几百米，他甚至可以从那片喧嚣的工地，走到我的宿舍；近到我每天透过五楼的教室窗户，便能够看到不远处的脚手架上，蚂蚁一样忙碌的民工；近到我每天打饭，若是绕一段路，就会看到那片工地，在初春的风沙里，坐在钢筋水泥上，埋头吃饭的那群劳作者。

　　可是，父亲却从来没有来找过我。直到那天晚上，他喝了点酒，又被保安欺负，在一群民工的怂恿下，这才在礼堂门口喊出我的名字。

　　我与父亲，原都是没有勇气的人。只是，我的怯懦是因为卑微；而父亲的躲闪，则是源于对我最深的爱。